北京市政协委员刘清泉：做好中医药世界化顶层设计******

　　中新网北京1月18日电 (记者 杜燕)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三年来的实践展示了中医药是疫情防控“中国方案”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清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三年来，中医药建立起一道非常完善的屏障。中医药做大做强，要自信自立自强自觉，更要建立中医药的国际标准，同时做好中医药世界化的顶层设计。

　　建立中医药屏障守护人民健康

　　2020年赴武汉并担任武汉首个中医方舱医院江夏方舱医院院长、2022年奔赴上海指导抗疫工作并协助建立中医药抗疫屏障……三年来，作为深入一线指导抗疫的中医医疗救治专家，刘清泉的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份。

　　“中医认为新冠病毒属湿毒之邪，虽然病毒毒株在不断变化，但归根结底的湿毒特征没有改变。”他表示，从疫情开始至今，中医药参加了各种类型的疾病救治和疫情防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

　　三年来，中医抗疫梳理出了“三药三方”的方案。他称，中医救治手段是一套“组合拳”，不是单一的某一个方、某一个药，这套“组合拳”和西医的急救技术相互叠加发力，形成了阻击新冠病毒感染危重症的中国特色方案，尤其是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在救治新冠重症、危重症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经验”。

　　千百年来，中医药在维护民众健康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清泉表示，三年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医药屏障的建立，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对于守护人民的健康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建立中医药标准推动传承创新发展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中医和西医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两类科学。”刘清泉表示，中医在新冠救治中的表现充分展示了它的科学内涵。三年来，可查的、符合现代循证医学标准的中医临床研究有30多项，纳入的患者约3万人，研究证明了中医对于轻型、中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的有效性，“数据已经为中医医疗在传染病防治中取得的效果发声。”

　　在他看来，中医药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做斗争的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并具有中国文化和哲学强大的基础，形成了与西方医学不同的东方风格。

　　《伤寒论》里说“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就是一个科学的诊断标准，同时也形成了“凡正气胜邪，汗出脉静身凉而病愈”标准，实际上这就是中医药针对疾病的一种诊断与疗效判定标准，用现代语言描述就是“指南”“共识”。进入现代社会，中医药标准化应以循证医学的依据作为基础，注重中医特色和优势，探索之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后。

　　“目前，中医药已制定的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医院标准等，均为中医药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清泉认为，中医诊疗强调个体化，但更多是应该强调“求大同存小异”，因此需要有一个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推动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加强中医中药基层人才的建设

　　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是疫情防控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刘清泉认为，要加强医疗知识的普及，一方面需要尽快让所有医生掌握成熟的新冠治疗的中西医方案，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民众对新冠防治知识的普及，从而实现安全、有序、科学的救治。

　　他谈到，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医从来没有离开过传染病的救治。目前，能够真正用中医指导新冠以及常见病治疗的基层医生人数较少。因此，加强基层医疗人员中医中药能力的培训至关重要，“只有把这一道屏障建立好，才能更好地助力于中医中药的发展，才能发挥好中医药的作用。”

　　他表示，从2014年起在京津冀地区以及云南、贵州等地送中医药技术，主要是帮助一些基层培训村医，注重培训他们的专科能力的提升，比如有的村医专攻儿科，有的专攻妇科，有的专攻消化，这样在区域内形成一个小的系统，自动形成分诊体系，尽可能覆盖民众各类就医需求。他表示，还将依托北京中医医院，继续摸索，按照强基层、建机制的思路推进中医中药基层人才的培养。

　　做好中医药世界化的顶层设计

　　十八大以来，中医药“走出去”步入快车道、迈出新步伐。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2022年9月公布的数据，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与40余个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订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开展了30个较高质量的中医药海外中心、75个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31个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工作；中医药内容纳入16个自由贸易协定。

　　刘清泉认为，传统医药是各民族在历史上创造和应用的生命认知及医药技能所构成的知识体系。中医药凝结了中国数千年的医学智慧和精华，科学合理地利用中成药物，配合日常护理，可以让诸多身体不适的症状得到缓解，达到健康的目标。

　　中国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为人类健康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其他国家是否将中医药作用治疗方法来使用，关键是其政府在法律层面上对于中医的医学地位的认可。”他希望，未来中医药能更广泛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科普大讲堂、社区医院基层医生日常的诊疗等途径，把健康知识、健康理念传达给人们。

　　他表示，中医药要自信自立自强，更要自觉地应用中医药理论和技术，“走出去”必须要做好中医药世界化的顶层设计。(完)

从习近平眼中“最大的人权”，读懂当代中国的人权观******

　　(近观中国)从习近平眼中“最大的人权”，读懂当代中国的人权观

　　中新社北京10月9日电 (记者 梁晓辉)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一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中国人权观的主题边会引发外界关注。名为“以人民为中心：当代中国人权观的价值遵循”的这场研讨会，再次将中国的人权观带入世界聚光灯下。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这句话，是中国人权观中为人熟知的论述之一，被认为是“以人民为中心”当代中国人权观的集中体现。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塑着当代中国的人权观。外界注意到，“人民”是习近平在论述人权时的高频词，如他在谈及人权普惠性时指出“人权不是一部分人或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普惠性人权”，谈及人权主体性时表示“让人民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贺海仁认为，当代中国的人权观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紧密相连。用最大人权观表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国家制度、深入践行小康社会工程和从容应对人类重大危机，充分展示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权利实践和权利方法。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初心。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解决人民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入手，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观贯穿政策制定的全过程，落脚于提升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着眼于“人民幸福生活”这一最大的人权，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改善人民生活环境质量；着眼于消除“贫穷”这一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威胁生存权、发展权等首要的基本人权时，中国全力应对，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妥善应对人类重大危机，从中都能看到‘以人民为中心’中国人权观所发挥的作用。”贺海仁说。

　　“发展人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十年间，中国人权事业取得长足进展，在不断解决自身存在问题的同时，也更注重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为世界提供助益。

　　习近平曾强调，“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现任的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中国关于人权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全球人权治理的立场和主张，与中国的人权实践紧密相关，外界将其视为当代中国人权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世界上唯一持续制定和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主要大国，近十年，中国展现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全球人权治理姿态，既参与具体的人权事务，也通过对外援助、抗疫合作、减贫合作等助力他国改善民生，更通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致力于“兼济天下”“天下大同”。

　　回顾这十年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成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尤其关注到中国人权观给世界带来的启迪。

　　当今世界，人权话语权被少数国家所垄断，其概念遭到任意解释和滥用，有时充当政治武器，有时又成“双标”借口。在此背景下，当代中国的人权观强调，人权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不能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空谈人权。

　　习近平鲜明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有人权，不能以别的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更不能搞双重标准”。

　　常健认为，中国推崇的是一种平等、开放、包容的多元人权观，在世界人权认知中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也有助于将人权议题从对立和对抗中解放出来，同时更给那些想探索本国人权发展模式的国家带去启迪。

　　有评论认为，中国所秉持的人权观，也与中国在民主和现代化上的认知同步：“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基于此，中国近些年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在民主和现代化道路上不断积累和探索出的成果。

　　而当代中国的人权观，亦是中国在人权领域不断探索和积累的成果。“从中国自身看，它行之有效，从世界看，它带来了启迪。”常健说。(完)